正规股票配资网再行召开蒙古自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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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运动的起因

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外在的国际背景和内在的许多原因，而且经过了极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在外因方面主要有二：一是外蒙独立自治的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宣布独立，拥戴哲布尊丹巴博格图为皇帝，当即通牒内蒙各盟旗起而响应，嗣由于北洋政府的怀柔与笼络，帝俄政府的居中操纵与摆弄，撤消独立改为自治。适至1921年又在苏联的红军帮助之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从而支援内蒙革命，帮助组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在外蒙历次独立、自治的过程中，都与内蒙各旗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就在各旗人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外蒙在苏联帮助之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有所进步和发展，这对于内蒙知识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心神向往，有一到外蒙为快的心情。同时也产生了外蒙既可独立或自治，内蒙也可自治的心理。在这一时期，虽然王公贵族阶级，对外蒙推翻封建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存有戒备的心理，但在内蒙古人民和知识青年方面，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因而内蒙青年自动跑向外蒙者有之，抱有实现内蒙自治希望者更多，随之而有内蒙历次自治运动的发生。这充分说明外蒙独立自治的影响，是促成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的一个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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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煽惑。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四省和东部盟旗之后，又进犯华北，威胁西北，并向锡、察、乌、伊各盟伸其侵略魔掌，扩张侵略势力。其具体做法是：派遣特务人员，游说各蒙旗王公，始而是以满蒙联合加入满洲国相引诱，奸不获售，又以大蒙古主义来煽动。例如在内蒙自治运动未发生以前，日本曾派飞机接请锡盟王公参加溥仪登基典礼，派遣伊田四郎游说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归向满洲国。在百灵庙召开自治会议的同时，特由日本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西部蒙旗王公会议，又以满蒙联合相号召。继之，又把东部蒙旗改组为四个兴安省，在伪满中央增设了蒙政，部以此做钓饵对西部盟旗进行引诱，这对于西部蒙旗是很有诱惑力的。在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日本又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对内蒙地区更弃而不顾。这就使内蒙人民和爱国青年意识到：当此强敌压境，困难当头之际，非团结自治不足以御外侮，因而有要求实现内蒙自治的强烈愿望。这更使怀有野心的人意识到：当此国家多事，不暇北顾之秋，正好利用这个时机发起自治运动，拥有政权。因此说，日本的侵略和煽动，是促成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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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因方面更是很多，主要有三：

(一)

自从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以来，对蒙政策，始则以“五族共和”相安慰，继则以扶助自决自治相号召，然而只是表面以扶助为名，实际行摧残之实。在蒙古地方设省置县，侵犯蒙旗权利；开荒屯垦，侵占放牧草原，把持税收，操纵经济命脉。并由于封疆大吏等上层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引起蒙汉人民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自北伐成功，国府南迁以后，对蒙事更是鞭长莫及，漠不关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政策是委曲求和，忙于“剿共”军事，内战连年，无暇北顾，这就造成发起自治运动的一个机会。

(二)

自民国成立以后，为了点缀门面，免遭物议，设立了一个蒙藏学校，培养蒙藏知识青年。但对知识青年没有适当的安置，以致学成归蒙，苦无出路，促使其缅怀成吉思汗的伟业，目睹蒙古民族的衰微，莫不痛心疾首，亟思挽救民族于危亡，致力于蒙古复兴事业，一展其素日的抱负。因此，对团结自治，御侮图存，寄予极大的兴趣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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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蒙古人民，虽然僻处边远，固步自封，知识谫陋，文化未开，缺乏参政的知识和能力。但对于开荒屯垦，侵没牧场，增加税收，加重负担，迫害生计，影响畜牧等事，均有很大的反感。更加有的边疆大吏，对蒙民极端歧视，横施压迫，予取予求，贪得无厌，要畜要草，加重剥削，更引起蒙民的不满，切望蒙古人团结起来，解除外来势力的压迫与剥削。因此，对于内蒙自治也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希望。

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未发生以前，就曾发生过多次的独立自治运动。就东部蒙旗来说：曾有以乌泰王为首的响应外蒙的独立运动；呼伦贝尔部所发生的独立运动，贡桑诺尔布所策动的卓、昭二盟自治运动的酝酿等，就西部蒙旗来说：1913年曾有以四子王旗所倡导的百灵庙自治运动；在1928年又有杭锦寿、尼玛鄂特索尔、纪伦等所倡导的脱离察省管辖察哈尔部的自治运动。这些自治运动，虽为当时封疆大吏的压迫和摧残，归于失败，但“团结自治”这个口号，业已深入人心。在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的时候，既具备如上所述的外因和内因，就促成了自治运动的发生。当“高度自治”的口号提出之后，就得到各盟旗和各地的蒙古人士的响应，特别是蒙古知识青年更寄予莫大的同情和支持。在蒙古人士中，就是对自治抱有观望态度者，也只有背地谈论，不敢公开批评，对自治持有反对意见者，也只有暗地破坏，不敢公开反对。

内蒙自治的酝酿

百灵庙内蒙自治运动发起的主要人物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他当时任锡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并兼锡盟副盟长职务，通晓蒙汉语文，见闻较广，知识较新，为锡盟王公中头角峥嵘的一个。因而他也就自命不凡，常以成吉思汗继承者自居。是一个抱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大蒙古民族主义的政治野心家，不甘蜗居现有的职位，很想出露头角，登上政治舞台，一展其勃勃野心。因此，于1932年秋，拉拢各旗王公派出代表，组织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活动。初与蒙籍中委白云梯、克兴额等合作，想改组吴鹤龄一手操纵把持的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因为他对吴鹤龄是素怀不满的。他曾对人这样说过：“白云梯等曾组织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号召打倒王公贵族，推翻封建统治，口号鲜明，令人一看即知，这是明枪易躲；而吴鹤龄利用驻京办事处长的职权，一手制定'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表面上看来是改进蒙旗政治，实际上是，想暗中推翻封建旧制，取消王公世袭，这样做法是令人暗箭难防。”当时白云梯早已右转，叛变了内蒙革命，投靠了蒋介石，对吴鹤龄把持蒙政，一向也表不满。所以德、白等通力合作，是想把吴鹤龄打下擂台来。吴鹤龄本是个长袖善舞的政客，他经手制定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本是非驴非马的东西，其中内容也是维持札萨克职位，仅把协理、章京、梅林等旧官衔名称改称委员、科长等字样。他制定“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的目的，无非借此显示自己的才能，取得各方的重视。不意这个组织法经由蒙藏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公布，下达到各盟部旗之后，竟惹起蒙古王公的反对。这次德王所组织蒙古代表团晋京请愿，是以改组原驻京办事处为目标。吴为了保持原有处长地位，也是不甘示弱，奔走各方。一方面申述原有办事处的合法性，德王所组织的代表团的不合法性，并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勾结在一起对抗德王；另一方面请人从中调停，取得德王的谅解。于是德王乃又变更策略，提出“蒙人治蒙”的口号，把石青阳列为主要攻击对象，企图得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掌握蒙藏行政大权，好巩固封建统治。不意这个如意算盘，既遭受石青阳的打击，中央也未采取，未能实现，因此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深为不满，想回内蒙倡导自治。曾就商于迪力瓦活佛(系由外蒙逃亡的活佛)，迪力瓦当对他说；“外蒙已由自治而独立，内蒙何尝不可以自治?”，德王经迪力瓦的怂恿，乃即下定决心，回蒙发动自治。于是就在南京拉拢青年为已之助，记得他当时曾率同郭尔卓尔扎布等几位王公和随员，亲到晓庄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班参观。在和蒙古学生谈话之间，就以“复兴蒙古民族”相号召，以取得蒙古青年的欢心和拥护。当时我正在蒙藏班读书，曾代表学生致欢迎辞，也以“加强团结，复兴民族”为主旨，对德王表示欢迎和期望。不意这番话，却合了德王的口胃，认为说话得体，当下颇为赏识，表示愿意和我相谈。当我在星期日到中央饭店去见他时，他已因请愿未成拂袖返蒙了。由此说明德王见青年就拉的做法，就连我这样一个人也在罗致之列。德王去后，其他各盟旗代表也就风消云散，仅剩陈绍武(喀喇沁左旗代表)和白瑞(喀喇沁右旗代表)二人，住在中央饭店。蒙藏委员会招待既甚冷淡，而吴鹤龄又以胜利恣态，继续肆所攻击。记得他在报纸上曾这样讥笑地说：“所谓蒙古代表已经都走了，只剩下苍颜白发，一事无成的白瑞和乳黄未退，经我保送的学生陈绍武二人，不能代表蒙旗。”陈绍武乃又回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复学(原为该班学生)。他回到蒙藏班之后，就依照德王的嘱告，拉拢同学陈国藩、白景宪、策文卿，乌鹏等，提出愿意深入蒙旗地方，宣传团结抗日，御侮图存，巩固国防的要求，并请求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主任何玉书转向中央党部表说，居然得到中央党部的许可，发给了旅费和证明。陈绍武等得到旅费后，就离开学校，初到绥包一带宣传团结抗日工作，继而就到苏尼特右旗做了德王的左右手，搞起自治运动了。德王回蒙路经北平时，遍访旅平蒙古人士，极力拉拢青年，高唱“蒙古自治、民族复兴”的口号，博取蒙人的同情。回旗之后，又创设蒙古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中坚干部，于是又有韩凤林、云继先及绥包一带青年，相继到了德王府，备他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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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既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做为自己的臂助，但自知年纪既轻，职位不高，资望更浅，不能号召各盟旗参加。又鉴于锡盟盟长索王年事已长，体质肥胖，动转为艰，不足有为。乃即就商于德高望重、爵尊位显的乌盟盟长云王，请其带头发动自治。云王当时是年事已高，安于故常，不愿多事，又有其部属某台吉从中阻挠，对云王陈述自治不利于王公，并说：“围绕德王左右的青年，素有打倒王公之主张，有外蒙既成之事实可鉴，且组织自治政府，即不啻脱离中央，遭忌省府，以现在蒙旗力量而言，绝非中央和省县之敌。民国2年，四子王为乌盟盟长，曾在百灵庙召开会议，倡导自治，为当时绥远将军张绍曾所闻，劝阻无效，即调兵围攻百灵庙，四于王被惊吓身死。现在蒙旗实力更逊于当时，如中央翻脸，省府派兵围攻，王爷将何以自处?王爷以如此高年，何必为他人作嫁，为德王捧场。德王系锡盟首领，果欲自治，听其在锡盟为之。”但云王之侄沙拉巴多尔济在旁力劝支持德王，发动自治。另方面云王在权力以及税收上与绥远省府存在着矛盾，发生过争执，素怀愤懑之心，而有脱离绥远省政府的羁绊，出而支持德王发动自治之意。惟深恐得不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谅解，背上反叛国家的罪名，不敢公开出面倡导自治。适在这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前来蒙地宣慰，经由张家口、锡盟到达了百灵庙，会见了正在鼓动自治的德王。这时德王驻在百灵庙河滩的一个蒙古包里已经多日，深以不能说动云王出面倡导自治为苦，当即请巴文峻前往劝说。巴文峻虽然身负宣慰蒙旗，归向中央的使命，但认为蒙古自治是蒙古人的迫切要求，自己是蒙古人，对自治运动应当尽心帮助。并因在南京时曾以蒙事处处长的资格，参加参谋本部边务组研究过这一问题，知道地方自治性质的蒙古自治，尚在中央许可之列，遂答应德王的倩请，亲去面见云王。云王当以发动自治是否见罪于中央见问，巴即答复说：“如倡导高度自治，脱离中央，中央绝不许可；如倡导地方自治，尚在中央许可限度之内，不致获罪中央。云王始免除了顾虑，挺身而出支持德王发动自治。

德王虽然得到云王的支持，能够取得乌盟各旗的同意和拥护，扩大政治影响，增加自治力量，仍感力量之不足。他知道蒙古人民群众对于宗教是有深切信仰的，要想蒙古人民拥护自治，必须利用宗教做宣传。因此，特邀请班禅到锡、乌，伊各盟进行宣传。为了取得班禅的欢心，他是殷勤招待，百般供应，极力尊崇，深表虔诚。并向蒙民募化集资十万银元，在西苏尼特和西乌珠穆沁二个旗政府所在地，为班禅建筑宏伟壮丽的行辕两所。在取得班掸欢心之下，请其在蒙旗各地讲经说法之际，宣传内蒙自治的必要与可能，特别是当各旗王公贵族以及地方上主要人物参加时，班禅就对他们劝说：“现在是内蒙自治的时候了，你们应当参加内蒙自治活动。”据说利用班禅在蒙民中的信仰，宣传内蒙自治，取到很大的效果。

自治会议的召开

德王在酝酿内蒙自治活动中，既罗致了一部分青年为其左右手，又得到云王的支持和班禅的捧场，其他各盟旗也表示赞成，旅居平京各地之蒙古人士更大力拥护。到了1933年(民国22年)，自治的酝酿业已达到成熟阶段，便积极着手进行筹备，选定百灵庙为召集会议地点。盖因百灵庙位于锡、乌、伊三盟之间，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便于召集会议，主要还是迁就云王，以资号召。并请班禅前来百灵庙讲经，招致各旗蒙人之参加，借以壮大声势。7月间，德王曾召开一次会议，因到会者较少，对要求高度自治问题，仅作一度之拟议。旋又定于9月28日，再行召开蒙古自治会议，即以锡、乌、伊三盟名义，向各旗及旅居平津各地蒙古人士发出通知，邀请参加自治会议。其通知大意谓；“现蒙古北有赤祸嚣张，东有暴日侵扰，加以中央政府因我蒙地僻处边陲，其保护提携之力量极难达到，本盟长为谋地方种族之权力与生存，特决定9月28日，在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百灵庙地方，召开自治会议，除通知内蒙各盟旗外，特此邀请旅外王公、札萨克、族众贤达，务必亲自前往参加，共同挽救我濒于危亡之蒙古民族，必尽蒙人之责，不胜祈祷之至。”这个通知发出后，由于各盟旗交通不便，距离遥远，各地代表，多未能届期到达，延至10月15日，到了锡盟代表10名，乌盟代表6名，伊盟代表3名，察盟代表数名，哲里木盟代表3名，还有其他各盟旗及旅居平津代表等，共为116人。10月15日正式开会，由云、德二王主持。首由云王致词说：“本人年事已高，绝无野心。只以蒙古丁此时艰，非团结自治与中央合作，万无生存之理。故不惜牺牲一切，为蒙古而奋斗。”继由德王报告筹备经过，略谓：“发起蒙古自治，是基于二种动机：(一)对外方面：外蒙既陷于俄，东蒙亦将沦于日，非起而自决自治，不足以谋图存。谣传蒙古自治有外人背景，其实日本势力控制下的伪满对于王公制度，任意予夺，直同废除，日人松室孝良在多伦迭电相邀，同人不愿参加，此与日本无关也明甚。并鉴于外蒙赤化后，王公制度之废除，莫不有戒于心，这更证明与俄人无关。（二）对内方面：中央对蒙情，照过去事实看来。不无隔阂之点，然亦由蒙人分子不齐，从中挑拨离间所致。最近数月，冯玉祥在察境通告独立，以致内蒙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当此之急，蒙人非自治别无打开局面之办法，同人等纯为求自救而出于此，绝无背景。今日开会，甘肃、宁夏亦有代表前来参观，足见各方对自治之注意。”德王演说毕，即进行讨论，通过“自治政府组织法”。其中分自治政府、政务厅、法制委员会、会议厅四章三十五条，规定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旗之治权，以原有内蒙蒙旗之领域为统辖范围，除国际、军事、外交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自治政府法律之。自治政府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委员九至十五人，命令行其下设总务、秘书二处。规定政务厅为最高行政机关、设厅长一人，副厅长二人主持政务，其下设内务、警备，财政、教育、司法、建设、实业、交际等八处。规定法制委员会为自治政府最高立法机关，由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委员十七人至十九人组成之。规定参议厅为内蒙自治政府最高咨询、建议机关，由厅长一人，副厅长二人，参议二十一人至四十一人组成之。根据以上所述看来，俨然是一个联邦性的国家组织形态。次即通过要求高度自治呈文，其要点如次；首述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占领欧亚，遐迩景从，平定中原，国族和悦的盛状。次述蒙古自从民国以来，始即开荒屯垦，继而设置省县，以致蒙古民族之衰弱。三段述说苏俄之播痛苦于外蒙者十年，东蒙各盟旗又为日本侵占，亟应自治，以图自救。四段说明根据总理扶植弱小民族使其自决自治之遗训，要求准许蒙古组织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御侮图存，巩固国防。呈文分送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有关机关团体、报社。这次消息传出以后，得到旅居南京、北平各地蒙古人士的响应。只有章嘉活佛对蒙古自治另有看法，致电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及蒋介石本人，密告内蒙自治背后既有日人操纵指使，班禅也从中赞助，请速调回班禅，由其处理，他这样在暗地里进行破坏的行为，招致蒙古人士的极大反感。

内蒙自治运动在南京

内蒙自治运动消息传到南京后，引起旅京蒙古人士及青年学生的注意，群起响应，呼吁请愿，大造声势，支援自治。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为了安定旅京蒙古人士起见，特在励志社召开茶话会，邀请所有在京蒙古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政府方面参加者除汪精卫外，还有居正、于右任、戴传贤、黄绍竑、赵丕廉等。蒙古人方面参加者有白云梯、克兴额、恩克巴图、吴鹤龄、李永新等及军政两校蒙古学生一百余人。首由汪精卫致词说：“政府已经接到内蒙要求自治的电文，正在研究妥善处理，希大家安心。但是内蒙自治究竟是离心的，还是向心的，中央政府需做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如果是向心的，就应当扶植以促其成；如果是离心的，就应予以制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以供政府参考。”接着白云梯起立发言，说到“内蒙自治是纯洁的，没有背景”这几句话时，汪精卫马上驳斥说：“你何据而云然?我看未必。”白云梯当着众人，碰了这个钉子，自觉很难堪，弄得面红耳赤，立即原位坐下，停止了发言。继而吴鹤龄让我代表政校蒙生起立发言，委曲婉转，说明自治的必要与根据，总括大家发言要点如次：(一)内蒙自治之必要：痛陈内蒙北有赤俄肆虐，东有暴日侵凌，情况紧急，非团结自治，不足以御侮图存。(二)内蒙自治之可能：一般人说蒙古文化落后，人丁稀少，经济拮据，财政困难，无力自治。但是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曾建立雄跨欧亚、威震全球之蒙古大帝国，为什么现在自治都没有能力！?只要中央许可，我们就能自治，建设乡邦。(三)自治之根据：内蒙自治是根据总理扶助弱小民族，使其自决自治之遗教而提出的，正是实现三民主义，不是背叛中央的行为。(四)自治之真象：内蒙自治是纯洁的，向心的，是在中央政府指导之下实行自治。绝对不是离心的，没有什么国际背景。所以凡属蒙人，无不群起响应。如果发现有离心的倾向，则必群起而攻之。(五)自治之利益：内蒙实行自治，可以联合各旗，加强团结，外御强敌，内谋革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自力更生、共同迈进，以减轻中央政府的北顾之忧。会议进行约三个小时，最后，汪精卫起来，又说了“希望大家安心工作，青年们安心向学，听候政府处理”几句话，即告结束。

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摸清内蒙自治真象，就近商恰解决自治问题，特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二人为专使，入蒙宣抚。在临行前，当向中央请训，经有关院、部、会共同研究，确定初步的对策如次：(一)变更蒙藏委员会组织方案，其要点是：①中央特设一边务部(或蒙藏部)直隶于行政院为处理蒙藏行政之中央最高机关，设部长一人，次长二人主持部务。②边务部设各司处，分掌事务。并设各委员会，分任讨论进行之责。③边务部应酌定时期，分别召集各边区负有行政责任之首领及有德望之人士，来京举行会议。④边务部与其他各部、会办理国家行政有相互关联事宜，并随时会商决定。(二)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案：(1)已设省治、县治地方，其行政区域应不变更。(2)有蒙古人聚居地方之省份，应分别设置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为各该省区办理地方行政之专管机关，各设委员若干人，并推选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均从蒙古人之有德望及有政治经验者充之。(3)已设置上项地方政务委员会之省份，除关于军事、外交及其他国家行政，仍由中央政府或由中央政府授权于当地省政府办理外，其余属于蒙古族聚居区域之地方行政，统由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负责办理。并受中央内务部之指导、监督。(4)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得斟酌情形，分科或分处办理、各种行政事务。(5)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办理各项建设事业，于必要时得按各该地方需要情形，由中央拔款补助之。(6)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于不抵触国家法令范围内，得制定地方单行法规并发布命令。(7)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并设蒙古代表会议，为蒙古人民之民意机关，每年定期开会一次，其代表之产生，得以盟、旗、群为单位，并得用推选法。(8)省政府所属各厅、县，办理普通地方行政，涉及蒙古行政范围者，应随时与地方政务委员会会商决定，应由省政府委员会议或呈请中央解决之。(9)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得列席当地省政府委员会议。(10)蒙古行政系统列表如下：行政院：（各部会、边务部）省政府：（各厅、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三)蒙古行政之用人标准：(1)中央或地方之蒙古行政，应尽量容纳蒙古人。(2)中央政府应就适宜地点，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分校，由熟悉蒙古情形者担任教练，培植蒙古民族各种专门人材。并设法任用之。

这三个方案，是国民党中央交给黄绍竑、赵丕廉二个专使，解决蒙事的限度。也就是说解决内蒙自治问题，应以不脱离省政府的隶属为主要范围。

内蒙自治运动在北平

黄、赵二使即依照上述方案原则，组织宣抚使团，首途赴蒙。沿途止于北平，征询旅平的蒙古王公和青年们的意见备作参考。当时蒙古留平学生会、蒙古救济会、蒙古旅平同乡会，对黄、赵二使均备有意见书，前往递呈请愿。其中尤以蒙古旅平学生最为活跃，计奔走请愿的有吴柏令、包印玺、扎奇斯钦、亢仁、任秉钧、乌梁海义图，乌臻和、殷石麟等，这三个团体请愿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其主要几点如次：(一)蒙古要求自治，系在中央扶助之下，纯出于“民族自决，自救救国”及辅助中央鞭长莫及之虞的运动，中央应放弃忽视蒙古的政策，诚意指导，使自治臻于完善。(二)边陲省县官吏，压迫蒙民事件，不时发生，以致全体蒙人，非常愤激。且省县既抱成见，处理蒙事，对于自治运动，当然要用反宣传，阻碍蒙古自治。倘中央不察事实，不顾蒙古民意，听信一方谣言，则蒙汉感情，当更恶化。(三)锡盟德王系根据全蒙民意而要求自治，绝非其一人操纵把持，更无其他背景。倘该王果受外人利用，不特中央应予以处分。即蒙民也必群起声讨。中央应将蒙古自治与德王嫌疑分作两事，勿以其个人关系忽视全体民意。则处理蒙事，庶乎得当。(四)章嘉入蒙宣化，蒙古极端反对。而该氏对子自治，加以阻碍，尤为蒙民所愤懑。倘其仍本已往主张，恐将激起意外事件。希中央以福利蒙民为前提，勿再听信谗言。黄、赵两使，分别接见，表示所陈意见，可供参考。并派随员李松风等先行赴蒙，作铺平道路的工作。德王等各王公也来电表示欢迎，黄、赵二氏，乃即首先赴绥转蒙。

自治问题的谈判

黄、赵二氏到达绥远后，绥远各法团联合提出关于自治问题的建议书，主张内蒙自治应以旗为单位，并许经过训练程序。黄、赵二氏允予参考。停留数日，遂于民国22年(1933年)11月11日率领全部随员及警卫等到达百灵庙。云王、德王率领全体参与自治会议人员亲往欢迎，备为礼遇。黄、赵二氏到达百灵庙后，前二日是应酬交酢，参加宴会，分别接谈。到了13日才与云王、德王等进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之先，随同护卫的徐廷瑶军长及傅作义所派的薄鑫团长，指挥所带士兵在百灵庙附近各要路口均布置了警戒哨。在进行谈判的蒙古包周围也布置了荷枪实弹的卫兵，在百灵庙的山上架设了机关枪，警备森严，如临大敌。这样严重的戒备，使德王等有了戒心，认为这是要用武力镇压的预兆，深恐如果谈判决裂，可能即有不利于己的行为。于是也就作了相应的布置，叫参加会议的翻译、记录、招待等工作人员，暗藏短枪、随身护卫，如果黄、赵所带卫兵将有不利于云王、德王的行为，随身护卫人员就拿出手枪，逼上黄、赵以相对待，使其投鼠忌器，不敢加害。因此，在会议进行中，虽然坦然自若地谈商，暗地里却是尔诈我虞，各怀鬼胎，大有鸿门宴上剑拔弩张的姿态。同时德王又派韩凤林速去北平日本大使馆分支机关请求支援蒙古自治运动，对国民党中央方面施加压力。当时韩凤林任自治会议的警卫组长，忽然不见他的踪迹，颇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样布置之后，就于13日进行正式谈判。中央方面是以黄绍竑为主，蒙古方面以德王为主，陈绍武充当蒙汉语翻译。谈判进行了2日，双方争执甚烈。争执的焦点是：黄绍竑坚持地方分区自治，德王坚持高度统一自治，相持不下，几生决裂。黄氏拂袖要走，将文件交回，叫随员准备车辆返绥。德王也摆出如中央不许可自治，即准备回转锡盟，另谋出路的姿态。这时正在百灵庙讲经的班禅出面劝解双方不要决裂，前来内蒙宣抚的巴文峻也赶到百灵庙从中斡旋。这时吴鹤龄虽已前来百灵庙，想着在内蒙自治问题上大显身手，参与其事，但德王和一部分青年怀疑他从中破坏自治，没有邀他参加策划和斡旋，黄氏也未邀他出面谈商，他亦只有作壁上观。于是蒙方又由包悦卿、亢仁、苏鲁岱、陈绍武等出面，中央方面由李松风、孔庆宗等出面作缓冲的谈商。蒙方为了挽回谈判僵局，不得已提出以分区自治为内容的甲种办法，备作中央参考，同时也提出以统一自治为内容的乙种办法，请求中央许可。因为这两个文件，在内蒙自治运动中，是很重要的文献，特摘录于后，备作参考。

甲种办法：(一)名称定为蒙古第一自治区政府，蒙古第二自治区政府，以下类推。(二)区域：锡林郭勒盟及察哈尔盟各旗编为蒙古第一自治区政府；乌、伊二盟及土默特、阿拉善、额济纳各旗编为蒙古第二自治区政府，其他备盟、部、旗比照此例编区。(三)隶属：蒙古各自治区政府，直隶于行政院，遇有关涉省之事件，与省政府会商办理。(四)权限：蒙古各自治区政府，管理本区内各盟、部、旗一切政务。(五)经费：蒙古各自治区政府经费，由中央按月拨给，(六)联络：蒙古各自治区间，设立联席会议，商决自治区间共同事宜。

乙种办法：(一)内蒙设一最高自治机关，定名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直隶于国府行政院，总揽内蒙各盟、部、旗治权，其经费由中央补助之。(二)蒙古各盟、部、旗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三)内蒙各盟、部、旗境内，以后不得再设县或设置局，其现有之县或设置局，不够设置成分者，一律取消。(四)蒙古现有蒙地，一律划为蒙古牧区，永远不得开垦，其现有突入牧区之零星垦地，一律恢复为牧区。(五)凡蒙古牧区以内各项税收，均由统一最高自治机关详定统一办法征收之，其由省、县设在牧区内之各项税收局卡，一律取消。内蒙古已垦土地，另订妥善办法整理之，其所得临时收益及每年租税，以内蒙统一最高自治机关与各关系省政府平分为原则。（七)蒙古已垦土地，在未整理以前，按下列各项办理之。(1)蒙旗对于境内之土地、矿产、山林、川泽等蒙旗固有权，一律照旧，其向有征收者，照旧征收。(2)蒙旗境内所设之各省、县、局，征收土地、矿产、山林、川泽等租税时，由内蒙统一最高自治机关派员会同征收之，所收款项，一律即时平分。(3)蒙古官厅及蒙民之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4)蒙民除对于本旗应有负担外，省、县不得再加以任何负担。(八)凡蒙旗境内，关于土地以外，由省、县所设立之各项税收机关，一律由内蒙统一最高自治机关，派员会同征收，其所收款项，一律即时平分。(九)凡在蒙旗境内，已设立各级司法机关，均由内蒙统一自治机关，选派专员。对于蒙汉诉讼事件，实行会审制度。(十)内蒙统一最高自治机关各项收入，均作为卫生、教育、实业、交通各项事业费。(十一)内蒙统一最高自治机关，在各关系省政府所在地，各设一办事处，以资联络。

黄绍竑认为甲种办法六项，尚与中央所定原则相符，允予转呈中央核准施行。对于乙种办法，仍认为要求太高，拒绝讨论。黄氏又令其随员与蒙方代表商谈实行自治细则问题。蒙方又在乙种办法基础上提出建议书四项，希望中央与蒙古间，今后切实合作，以完成自治区之一切建设。黄氏亦允予转达。自治谈判到此已告一段落，云、德二王欢宴黄、赵二使，表演赛马、摔跤、蒙乐等节目，以相招待。黄氏又对蒙古王公馈赠旅费，对百灵庙喇嘛馈赠银钱，以相笼络。适傅作义来电谓蒙汉联欢大会，业已筹备就绪，促即返绥主持。黄、赵二氏即率随员等赴绥。临行前又邀请云王、德王等王公前往参加。黄氏等到绥后，即会同傅作义主持举行蒙汉联欢大会，招致各蒙旗王公和蒙民前来参加。大会于11月28日开幕，主要节目有阅兵、国术，机械体操、马戏、京剧、电影、公宴等。特别是在阅兵项目中，傅作义和王靖国均抽调精锐部队参加，表演分列式、刺枪式，显示部队的威武，武器的精良，明示招待之诚，暗喻威震之意，使盟旗王公望而生畏，不敢萌有异志。

自治方案的提出和修正

黄、赵二氏返京后，把在内蒙巡视和谈判自治问题之经过及蒙方之意见，报告国民党中央。就在这时，蒙方为了促进高度统一自治主张的实现，由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记得当时参加请愿的代表有察哈尔的尼玛鄂特索尔、哈斯瓦齐尔、伊盟的僧格林沁等，由蒙古各盟旗驻京联合办事处处长吴鹤龄率同到各方请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研究讨论自治问题，有的主张不能许可，听说司法院长王宠惠就这样说过：“自治是独立的先声”，有的主张准予分区自治，有的主张在省政府统治下实行自治，结果还是根据黄、赵二氏的意见于(民国23年)1934年1月17日通过了蒙古自治办法。其内容完全是地方分区自治的性质，侧重边区省府的意见。晋京的蒙旗代表咸认为与内蒙请求的高度的统一自治不符，表示万难接受、纷到行政院请愿，声述理由，请求修正，持之甚坚。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接见，曲为解释，并欢宴各代表以事抚慰，应允另行考虑。嗣又到中央党部、五院，军委会等机关大举请愿，声述绥远省当局对蒙旗王公一再威胁利诱，迫使云王不得已而辞职，并捏造伊盟沙盟长和阿盟长曾向省府作不愿统一自治而愿分盟自治之声明，显系破坏自治，侮辱蒙古。更痛切声述东蒙半为日占，西蒙朝不保夕，如中央处理失当，必陷蒙古于万劫不复之地。如中央不许可自治，代表等只有泣血归蒙，词甚激切。特别是在中央党部请愿时，代表中痛哭流涕者有之，慷慨陈词者有之，并有一部分代表要跳楼自杀，以示坚决。当时由褚民谊代为接见，劝说各代表暂缓离京，静待中央考虑，并把要跳楼自杀的代表派人扶下，好言劝慰，请愿代表始回旅馆等候好音。就在此时，绥远省政府又向中央报告称：“伊盟正副盟长愿伊盟自为一自治区的声明，而有公私印章可凭，并非捏造”等语。请愿代表坚称绝无此事，全系绥远省政府捏造及威胁利诱之所至。双方各执一辞，互不相下，以致自治问题的解决，又形延缓。嗣经晋京的蒙古代表，多方奔走呼吁，蒙古地方上又函电敦促，迨至2月28日，中央政治会议又提出讨论，通过内蒙古自治问题原则八项，这是对百灵庙自治运动的重要文件，特摘录于次，以供参考：

(一)在蒙古适宜地点，设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直隶于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机关之指导，总理各盟旗政务。其委员长、委员以用蒙古人为原则，经费由中央拔给，中央派大员驻在该委员会所在地指导之，并就近调解盟旗、省县之争议。(二)各盟公署改称为盟政府，其组织不变更，盟政府经费由中央补助之。(三)察哈尔部改称为盟，以昭一律，其组织系统照旧。(四)各盟旗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五)各盟旗现有牧地停止开垦，以后从改良牧畜并兴办附带工业方面发展地方经济。(六)盟旗原有租税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七)省县在盟旗地方所征之各项地方税收，须劈给各盟旗若干成，以为各项建设用费，其劈税方法另定之。(八)盟旗地方不再增设县治或设置局(但遇必须设置时，亦须征得关系盟旗之同意)。上述八项原则通过后，晋京的蒙古代表开会讨论，认为尚属恰合蒙情，与原请自治方案，无大出入，应予圆满接受，乃分向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有关各院、部、会致以感谢之意。各旗王公接到各代表报告后也纷来电报，感谢中央。各代表对于自治机构组织，设立地点，继续陈述意见，于是喧腾一时的内蒙古自治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

蒙政会的成立

国民党中央政府鉴于晋京蒙古代表对自治八项原则，既已表示满意，就着手制定《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及《蒙古地方自治长官公署暂行条例》，于3月7日公布、并派何应钦为指导长官，赵戴文为副指导长官，何竞武、石华岩二人为参赞。任命云端旺楚克、索特诺木拉布坦、沙克都尔扎布，德穆楚克栋鲁普、阿拉坦鄂奇尔，巴宝多尔济、那彦图、杨桑、恩克巴图、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卓特巴扎普，贡楚克拉什、达理扎雅、图布信巴雅尔、荣祥、尼玛鄂特索尔、伊德钦、郭尔卓尔札布、潘第恭札布、那木济勒色楞、阿育勒乌贵等24人为委员，指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晋京蒙古代表团目的已达，遂予3月13日北返。行抵北平时，备受旅平的蒙古人士和青年学生的欢迎。云王和德王奉令以后，就依据八项原则和蒙政会组织大纲，积极筹备。于4月24日在百灵庙正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何应钦因忙于北平军分会的职务，不能躬亲参加，乃派何竞武前来代表监视。蒙政会成立后，又呈请任命德王为秘书长，沙拉巴多尔济为民政处长，补英达赖为保安处长，包悦卿为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鹤龄为参事厅长，阿拉坦鄂奇尔为实业处长，富令阿为教育处长，参加运动之知识青年，分别任为秘书、参事、科长等职。

韩凤林事件的发生

蒙政会成立后，云、沙、索三个正副委员长，因为年老力衰，不能躬亲视会。主持一切。所有行政大权即完全由秘书长德王所掌握。于是他便成了蒙政会中的炙手可热、声势显赫的独裁者和名闻中外、风云一时的重要人物，也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拉拢争取的主要对象。德王本是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人，这次既然借发动自治，提高了自己的身价，假蒙政会的职权，统辖西部各盟旗，并想借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统一内外蒙古，建立大蒙古国，以遂其政治野心。因此，也就愿意和日本勾结。在未发动自治之先，就曾去过伪满新京(今长春)，参加溥仪登极典礼，初步与日伪有了接触；在发动自治运动的同时，又派员参加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的蒙古王公会议。在黄绍竑前来内蒙巡视，谈判自治问题时，曾派韩凤林赴北平和日本人接触，请其支援自治。从此以后，日本特务工作人员，就时常往来锡盟及百灵庙各地，这时为他充当日语翻译进行与日本拉拢的唯一助手是韩凤林。因为韩凤林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通晓日、蒙、汉三种语言，极为德王所器重。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德王就保荐他为保安处科长兼保安队总队长。韩青年得志，目中无人，飞扬跋扈，把持武装，已为保安队有关人士所忌恨。他拉拢德王走亲日路线，更为留苏学生朱实夫(时为保安处科长)等所不满。在权力上既有矛盾，在路线上更有分歧，就已形成明争暗斗的对立状态。适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李才贵前来百灵庙暗地侦察，得知韩凤林拉拢德王勾结日本的行为，便即报告了驻在北平的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当韩凤林赴北平戒大烟瘾时，便被宪兵第三团秘行逮捕。虽经蒙政会驻平办事处长包悦卿及留平蒙古同乡多方奔走，呼吁救援，终因是案关系复杂，未予释放，暗行杀害。德王经过这一事件的教训，认为再有探询蒋介石、何应钦对日意图的必要。除派陈绍武赴庐山谒蒋请示对日办法，得到蒋的要以不亢不卑态度对待日本的答复外，并亲往北平面见何应钦诉苦说：“日本人进出锡盟，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刺探动态，搜集情报，势甚猖獗，我是要人无人，要枪无枪，实在无力抵抗。傅作义又和我谈不来，处处与我为难。唯今之计，我只有躲避出走，避免国人疑猜，或者请发给枪支，以资编练军队，进行抗日。”何当即答复说：“应当体念国家的困难，艰苦支撑，度过困难。至于请发枪支编练军队之事，我认为无济于事。中央有这些军队还抗不了，你们蒙古编练点军队又有什么用?依我之见，不如从事实业、教育、交通、卫生的建设事业为宜。”不意会见何应饮的谈话，竟在报端披露。嗣后见着日本大使馆的渡边武官，他以责备的口气说：“我们既然合作，就应保守秘密。你和何应钦谈话，披露了日本在西蒙的行动，实不应该。我们日本正在促使何应钦撤出宪兵第三团和曾扩情率领的蓝衣社，希你还是回去进行蒙事吧，还和何应钦打交道干什么!”

德王既探询了何应钦对日本的态度，又得到蒋介石回信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来对待日本的指示，进一步知道蒋、何对日本仍是屈服政策。因此，他与日本的勾结就更大胆起来。从此日本特务工作人员，往来多伦、西苏尼特、百灵庙之间的日益增多，并有日本飞机往返运送德王及其左右人员，还有时乘坐日本飞机飞绕百灵庙上空玩耍。这时日本特务工作人员在百灵庙范围内活动，已成公开的秘密。记得当时驻在百灵庙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工作人员，有日本人中泽大喜、中岛万藏，蒙古人有金永昌、陶克陶等四人，由德王安置在蒙政会附近的一个蒙古包内居住，常在夜间与德王进行秘谈。有一次陶克陶酒醉，公然在蒙政会上耍酒风，大喊大叫说：“我是大日本关东军的嘱托，大满洲帝国的官吏，谁如触犯我，谁就是反满抗日!”引起会内职员的不满，当被其同来伙伴中岛万藏、金永昌及德王派人强拉而去。通过这样明显的勾结日本，会内职员便起了分化，再加上保安队内部有权利之争的矛盾，这是造成1936年春保安队兵变反正的原因。

蒙、绥在特税问题上的争执

蒙政会成立之后，每月所需的经常费用虽由中央拨给，但事业费无从支出，甚感困难。就依照中央颁布的蒙古自治八项原则中的第七项“省县在盟旗地方所征之各项税收，须劈给盟旗若干成，以为建设费用，其劈税办法另定之”的规定，派顾问敖云章为代表向绥远省政府财政部门交涉劈分各项税收，特别要劈分收入巨大的特税(即鸦片税)。而绥远省方面仅允劈分三成，并且应付拖延，不予支付，敖云章返会复命。德王坚不接收劈分三成，最低要求平分五成。适在这时，蒙政会参事关荫南兼任冀察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他和该会委员萧振瀛交谊甚厚，曾谈及这一问题。萧振瀛对此至感兴趣，认为察省如派车由兰州、凉州一带经运鸦片到天津出售，既可免除中途征税，又可从中赚取巨额利润。通过关荫南和蒙政会方面商量，言定由察省派汽车20辆，直接经运，因途经蒙古草地，须劈给蒙政会一定成数。这样定后，察省就派汽车20辆，直向甘凉一带经运鸦片。这时王英也在甘凉一带经营鸦片，察省汽车也就给他包运一部分，兜揽了一批生意。满载20辆汽车鸦片，派兵押运，绕过绥远省在蒙地的税卡，经由蒙古草地运到张家口再转运到天津出售。绥远省财税部门发觉有偷漏特税，私运鸦片事情，亟谋防止对策。一方面派出禁烟稽查处主任会办李居义联络阎锡山派出石华岩赴北平与宋哲元交涉。宋仍派萧振瀛代表出面谈商，经共同商定，察省经运鸦片汽车，经过绥远所设税卡，仍须照章纳税，不得绕道偷漏纳税。但为了照顾察省经费困难，军饷支绌起见，应减收三分之一的税额，绥察两省在特税问题上的纠纷，遂告解决，相安无事，而蒙政会却一无所得。另外，绥远省方面，除派兵协助黑沙图、百灵庙两个税卡辑私外，并与乌盟四子王旗札萨克潘迪恭札布商妥，在锡拉木伦庙增设税卡一处，加强辑私。有一次德王由苏尼特右旗返回百灵庙途经锡拉木伦庙时，绥远省税卡负责人员古文学上前盘查。德王甚为恼火，就指挥卫队把古文学等二人拥上汽车，带到百灵庙蒙政会关押，嗣经绥省来人交涉，才行释放。接着德王又派保安队帮同税务人员前往黑沙图设卡征税，而绥省方面也加派队伍，用武力保护税卡征税，曾相持一个时期。嗣后蒙政会方面，感于兵力单薄，不能强制征收特税，又将保安队撤回，再未提出交涉，以致成了蒙绥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蒙、绥在西公旗事件上的角逐

西公旗梅力更召大喇嘛道布登在该旗中颇有威望，素即参与施政。他和石拉布多尔济本有叔侄关系，当西公旗札萨克职位出缺时，提及由石拉布多尔济(石王)继承时，他很不同意。迨到石王谋得札萨克职位后，对其叔父道布登当然心怀不满；而道布登对石王私生活的腐化堕落，旗政上的乖谬措施，亦多所指责。因此，他们叔侄间的感情，由疏远而破裂，由破裂而恶化，逐渐导致旗内上层人士中，形成两个派别。石王和西协理兼保商团团长色林保为一派；道布登和东协理额宝斋为一派。原属石王一派的曼头，因与石王的爱妾发生暖昧关系，天长日久，消息外漏。曼头深恐石王将他治罪，先逃在百灵庙躲避，后又到了梅力更召加入道布登的一派中。这两个派别各有所持的武力，各有势力所及的地盘，常因权力上的冲突，不断明争暗斗。两派为了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也就各找后台老板的支持。道布登一派倾向蒙政会德王方面；石王一派倾向绥远省傅作义方面。双方既有后台老板。斗争就愈演愈烈。蒙政会和绥远省的斗争，也就在这个事件中愈益显著和加剧起。来到了1935年，道布登大喇嘛曾亲往百灵庙面见德王，请求帮助推翻石王在西公旗的政权。德王也因石王一向投靠绥远方面，对蒙政会采取藐视的态度，特别在特税问题上，石王对绥远方面予以诸多便利，对蒙政会方面予以诸多阻挠，对石王深为不满。乃即接受道布登大喇嘛的请求，用蒙政会名义把石王免职，发表石王的兄弟图们巴雅尔继任札萨克职位。并派秘书陈绍武，队长李秀山、伊仲连等率同保安队前往解决这一问题。石王就去绥包请求傅作义、王靖国支持。傅作义曾对石王说：“札萨克是世袭职务，向来是不能免职的。蒙政会这种做法不对，应当拒绝接受。”王靖国也答应尽力帮助。适在这时南京蒙藏委员会派鄂奇光前来调停解决这一事件。蒙政会方面认为这一事件既归中央处理，就将保安队调回。石方趁此机会，约请王靖国派兵围攻梅力更召。王虽允予派兵，但不好明目张胆地越权干涉蒙旗事件，乃将派出的援兵二团，均换上西公旗保安队的番号，帮同西公旗保安队围攻梅力更召。道布登因力不能敌，急向蒙政会要求派部队应援，但为时已晚，缓不济急。梅力更召遂被攻陷，道布登当被拿获，即行袅首示众，其家属亦被残杀。蒙政会在这个斗争中又归失败，德王甚为气愤，但在蒙、绥势力悬殊情况下，也只有隐忍于怀。

到了1937年冬，绥包相继论陷，德王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在绥远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他想以主席的职权，对色林保等人施以惩罚，以泄积愤。而色林保却与日本驻绥远的特务机关拉上关系，潜来绥远，受其庇护，防备德王拿获处治。德王闻讯之下，甚为恼火，当派保安部司法处长关荫南前往特务机关交涉引渡色林保。而日本特务机关因受了色林保的贿赂，初时不肯引渡，嗣经一再交涉，日本特务机关认为庇护一个色林保，招致德王的不满，子推行对蒙政策不和，始准引渡。但为了顾全日本方面颜面起见，不准在特务机关内逮捕，设法诱骗在外拿获。于是关荫南就与日本特务机关主管人员秘密商定，假称在麦香村饭庄设宴招待，诱骗色林保前来参加。迨到色林保到后，甫经开宴，开怀畅饮之际，即由关荫南指挥预先布置下的军警，将色林保逮捕。嗣后德王又将其押赴苏尼特右旗，囚禁于牧业地区之中。数年后，色林保得病身死。这一段事件的经过，可谓西公旗事件的余波，特补述于此，以为史家参考。

蒙政会保安队兵变

在1936年春，德王由于勾结日本，组织军队，东去一个时期，不在蒙政会主持工作。所有会中事务，交由敖云章顾问、吉尔格朗秘书代行其职务。勾结日本之事，也就愈益显著，成了公开的秘密。傅作义很想趁此机会策动蒙政会保安队反正，搞跨德王持有的武装。曾与贺耆寿谈及此事，贺当向傅建议说：“进行这一工作，邀请巴文峻前来主持策划，最为相宜。因为巴文峻在土默特旗是一个有声望的人，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云继先，保安处科长朱实夫等，都能听他的话。”傅作义当即采纳他这个建议，电邀巴文峻由南京前来绥远，指定他的秘书长曾厚载和巴文峻主持策划这一工作。巴文峻对于内蒙自治运动酝酿阶段，本来深表同情，尽了赞助促成之力。但现在认为德王竟敢勾结日本，进行背叛国家的勾当，业已今非昔比，与内蒙古人所期望的自治，已属背道而驰，当即允予帮同策划蒙政会保安队反正。遂即邀集云继先、朱实夫、苏鲁岱、巴徵玉来绥计议。当向他们痛切说明：“现在德王既已勾结日本，背叛国家，我们策动保安队反正，不是破坏自治的行为，而是维护国家的义举。并且日本虽强而是小国，中国虽弱而是大国，日本侵略中国纵然一时得逞，将来必归失败。如果仍然跟着德王走投日道路，将来也一定跟着倒霉。”云继先、朱实夫等当下很同意这个说法和看法，允许回去相机起事。云、朱等返回百灵庙后，适德王把秘书、科长等主要职员，调往苏尼特右旗，帮同组织筹备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事宜。并有派遣日本飞机前来百灵庙迫令云继先、朱实夫等前往苏尼特右旗的消息。云、朱等认为时机紧迫，不容久待，就积极策动保安队员兵反正。同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赵璧臣，李森等也正在进行保安队员兵的反正工作。对于揭发德王投日，劝说员兵反正，做了同样细微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得到多数员兵特别是土默特旗籍员兵响应。于是由云、朱等召集同意反正的官员开会，有的人主张就带未经装备驻在西营盘的士兵徒手秘密离开百灵庙投向绥远方面，有的人主张必须带同枪械反正，始能反击追兵，以策万全。嗣经大家研究，多数同意后一个意见，但认为兵器库均掌握在接近德王的东部蒙旗籍的官员全廷相(外号金骆驼)、王守义和锡盟“袍子队”(该部士兵由德王从锡盟带来，不着军服，仍着蒙古袍，当时人们称为“袍子队”)士兵之手，不易顺利夺取。当由班长赵贵和等建议：由他近日在赌博上赢的钱中先垫出五百元，交由巴徵玉买些鸦片烟，备下宴席，邀请掌管兵器库的官员和东部蒙旗籍的掌管保安队的官员参加宴会。在酒醉之际，他就带着反正后的士兵，突然闯进屋中，用枪逼住这些官员，迫令向看管兵器库的袍子队说：现在得到消息，傅作义的军队已来攻打百灵庙，情势甚为危急，速将新到武器取出，装备驻在西营盘的新招募的士兵，准备防守百灵庙，抵抗傅作义军队的进攻。这样一定能够顺利地把武器夺取到手。大家都很同意这个意见，决定由巴徵玉和赵贵和等进行布置。是就在预定后的当晚的下午，由巴徵玉购置鸦片烟，备办丰富的宴席和牌九、麻将等赌具，把主管兵器库的官员金廷相等十余人，都邀请前来，猜拳行令，大吃二喝，呼么叫六，大事赌博，喷云吐雾，饱过烟瘾，一直热闹到黄昏时候，正在酒醉熏熏，赌兴正浓之际，赵贵和带同反正的士兵突然闯入，用枪逼住被邀请的官员，并喝令说：“朋友们!命是自己的，枪是公家的。现在德王业经投日，保安队员起义反正，希望把你们随身所带的武器都交出来，并命令看守兵库的袍子队士兵，开门取出武器，交给反正士兵，就保留你们的性命，否则就不客气了!”被邀请的官员们，毫无警觉，不及抵抗，面面相觑，惊恐万状，当将随身所带武器交出，赵贵和即命令将掌管兵器库官员金廷相等倒剪二臂，外被大衣，暗用手枪监视，迫令他们到兵器库前向看守的袍子队士兵说。现在傅作义军队来打百灵庙，速把库门开放，取出武器，装备西营盘士兵，好准备防守。看守兵器库的士兵，不疑有他，即开放库门。赵贵和立即带同反正的士兵一拥而进，将所藏枪支弹药，如数搬出，把反正的士兵都武装起来。在反正员兵中有蓝润洋、李效如二人，因故曾遭受过稽查处主任李风城的拷打，因而含恨在心，在出发之前前往稽查处找李凤城清算旧恨。甫经进门，李凤城闻声起而摸枪，当被蓝、李二人用枪打死。云继先、朱实夫等即率同反正员兵连夜向武川进发。蒙政会保安处帮办宝道新闻变之后，乃即集合会内人员及未走员兵，乘坐汽车、率同骑兵，随后追赶。赶至途中，曾与反正员兵接触，仅打伤反正士兵一人，只因雪大路滑、汽车不能开驶，乃即停止追赶。反正员兵于翌日黎明，到达武川。这时，驻在绥远的巴文峻，得到预定反正起义日期的报告，即和曾厚载联络派出汽车五辆，带同傅作义发给反正官员委任状一包，于预定反正的前一天到达武川，住在孙兰峰旅部，待讯接应。在反正员兵到达武川后，孙兰峰派队前来接应，并向反正员兵说：“你们带同武器前往目的地毕克齐集中，深恐目标显著，很易遭受日本飞机的袭击，并为驻在绥远的日本特务机关察觉，提出交涉，惹起麻烦，应把武器交到旅部存放，待你们到达目的地后，再行如数发还。”反正员兵当将武器交出，到达毕克齐和萨拉齐二地集中驻扎，等候安置。并由云继先、朱实夫等领衔发出通电，声述这次员兵反正的经过，揭发德王勾结日本的行为。德王得到保安队员兵反正的消息后，至为气愤，当派与其接近的土默特旗人托巴、达奥等数人，前来毕克齐和萨拉齐，通过曾在西苏尼特军官训练班受过训的云麟、张文景等，策动反正员兵叛变，并痛切地向他们说：“德王听到保安队兵变后，大哭一场，至为痛心，认为辜负他的培养的至意。请你们无论如何带同士兵返回百灵庙，不但不咎既往，并且要什么装备给什么装备，要什么给养给什么给养。”其时，赵贵和等下级军官和士兵，听说云继先领到中央发给反正员兵一批经费，没有发放到士兵手里，因此，对云继先至为不满，并听说傅作义的参谋长苗玉田前来慰问反正员兵时，有扣留云的消息，乃又与云麟、张文景等策动反正员兵叛变，将云继先打死，拉出一部分士兵返回百灵庙。没有叛变的员兵遂由中央所派的白海风收编，作为新骑三师的班底。策动叛变的云麟、张文景等十一人投靠德王后均被编入伪蒙古军中作了中下级军官，赵贵和仅得到一个副官的职务。嗣后德王又派张文景前往策动反正员兵叛变，为白海风拿获枪决。

经过以上变乱，百灵庙蒙政会遂由四分五裂更呈土崩瓦解的状态。一部分员兵投向绥远，一部分职员投向德王，一部分职员离职回家。国民党中央又明令将百灵庙蒙政会划分为绥境和察境二个蒙政会。绥境蒙政会以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为管辖区域，任命沙克都尔扎布为委员长，阿拉坦鄂齐尔、潘迪恭扎布二人为副委员长，暂在绥远省城，成立察境蒙政会，以锡、察两盟各旗为管辖区域，任命索特那木拉布坦为委员长，德王和卓特巴扎普为副委员长，在嘉卜寺成立。实际上这时德王已与日本勾结在一起，组织了伪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仅保留察境蒙政会名义，用以应付国民党中央。并派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带同第七师三个团骑兵守护百灵庙，仍由顾问敖云章、秘书吉尔格朗主持办理百灵庙蒙政会结束之善后事宜。到了1936年冬，傅作义派孙兰峰等率队收复了百灵庙，蒙政会也就随之归于瓦解了。

结束语

通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在开始发动时，得到蒙古人士的拥护赞同和蒙古知识青年的拥护，但领导权落于封建统治阶级并具有政治野心的德王手里，所以在自治开始时，就提出“各盟旗制度沿用已久，各王公相处已成习惯，请勿变更”的要求，借团结自治之名，行封建统治之实。迨成立之后，只注重权利之争，而无革新建设之事，后来又投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甘心做出卖民族、背叛国家的勾当，不是一心一意搞自治，而是一心一意地搞统治。由此说明自治领导权是很重要的，领导权落于封建统治阶级手里，就把自治变成巩固封建统治，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甚至不惜和帝国主义携起手来，来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自治权如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谋求平等，发展建设的人民政权。抚今思昔，已成显然的对比。(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对于少数民族是实行分割统治的政策，是不许可团结统一的。即便迫于时势，不得已做表面的许可，仍然阳揭扶助的美名，暗运摧残的伎俩。始许可之，继又分化之，进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今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把区域自治做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把分崩离析的内蒙古，变成民族团结的自治区，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也尽量扶助其自治，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这就充分说明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少数民族方能实现真正的自治，达到统一团结的愿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少数民族要想团结自治，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国民党反动政府民族杂居区，向来是采取属人主义的政策。就是在蒙汉杂居的内蒙古地区，设置省县管理汉人，原有盟旗管理蒙人，由于双重政治制度并存一个区域内，就引起很多的矛盾而不能解决。更加抱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封疆大吏们，对少数民族横加压迫和歧视。而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阶级，也就抱着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反对外来势力的侵入以致民族间的大小冲突，层见叠出，愈演愈烈，长期不能解决。这又充分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属人主义政策，是不能解决民族问题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自治政策，才能解决民族问题。

这个材料来源，大部分是根据我过去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读书时期和在百灵庙蒙政会教育处任职时期所知、所见、所闻而追述的，其所知不详或模糊之处，又访问亲历其事的人如巴文峻、李居义、赵振华、陈绍武等同志所谈，做了补充和核对，同时也参照有关文献的记载，如日文的《蒙疆年鉴》、《蒙古鉴》(卓宏谋著)等。但事隔多年，恐有谬误和不详之处，希知其事者加以订正和补充是盼。

1963年4月5日完稿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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